在闽北历史上，最具世界性影响力的文化现象有两样：1.从人物方面来讲是出了个朱熹，“东周出孔丘，南宋有朱熹；中国古文化，泰山与武夷”；2.从事物方面来讲，是出现了建本图书。

 建阳文史专家刘建在《大潭书》中认为建本起于唐末，建本研究专家方彦寿在《建阳刻书史》一书中认为建阳刻书萌芽于五代。遗憾的是，迄今国内外还没有发现一件唐末或五代建本图书的实物。对于建本图书，大致可以使用这样的表述：兴于宋、盛于明、亡于清。其中以宋代建本成就最高、影响最大。

 北宋开国承五代乱离之后，书籍刊刻甚少。又历经战火洗劫，经史典籍了无孑遗。刻书之事至宋真宗时才兴盛起来。北宋朝廷曾在公元966年（乾德四年）和公元978（太平兴国三年）两次下诏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亡逸书籍。通过给官给钱等各种办法鼓励民间献书，结果十分奏效。至公元1005（景德二年）五月，真宗到国子监视察阅书库，曾问祭酒邢昺：现存多少书版？邢昺回答：开国之初不到4000，有十多万，“经史正义皆具，书版大备”。宋开国于960年，40多年间书版增加二三十倍。

 北宋初期的刻书主要限于官方刻书，且精于校雠，往往要经三、四道校勘才能成书，由国子监直管，刻书周期长不言自明。在公元1064年（治平元年）之前，朝廷对擅自镌刻图书是严加禁止的，民间刻书要向国子监申请才行。到1068年（熙宁元年）之后擅刻之禁松弛，私刻坊刻大量兴起，几乎遍及全国各地。建阳刻书业的兴起也应当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。其后全国形成了三大刻书中心：杭州刻的称为浙本，四川刻印的称蜀本，建阳刻书主要集中在麻沙、崇化两地，称“建本”，又称“麻沙本”。

由于建本以私刻、坊刻为主，在书本刻印、排版方面都进行了创新，在出版发行量上大大超过了以官刻为主的浙本、蜀本。南宋时期“闽学”兴盛，梨木、“建阳扣”竹纸、松烟墨等材料充足，进一步推动建阳的印刷业，使其有了 “图书之府”的美誉。清顺治年间，由于兵燹和严厉的印刷管制，以及建阳相对闭塞的地理位置，建阳建本雕版印刷业逐步凋零。

建本在刻印过程中逐步形成自己的特点：一、字体大多娟秀清丽，介于颜柳之间。二、大部分建本用本地竹纸印刷。三、版式上，官刻一般半页十行，字大行疏，私刻、坊刻半页十二三行。多采用左右双边，细黑口，在边线左上角刻“耳子”，耳内刻篇名或小题，便于翻阅。四、大多采用上图下文，以图辅文方式，图的左右还有对联式标题。五、建本封面还印有各家堂号，在序文或卷末处印有牌 记（书牌、刊记），作为书堂的广告品牌。

 建本在历史上有哪些创新和特色，大致有如下几点：

 版式上的更新。宋建本以前的经史书都是正文与注疏分刻，不便阅读；建本将正文与注疏刻在一起，大字刻正文，下刻小字为注释，往往分两小行与正文大字平行，上下对照方便了读者。宋建本版式以半叶十行本居多，左右双边用细黑口，便于折叠和装订，看上去也更美观。有相当一部分采用“蝴蝶装”，对书页起保护作用。书页左上角增刻“书耳”，上有篇名或章节作引子便于读者查阅。上图下文、图文并茂是建本的又一大特色。建本在全国率先使用插图，尤其在明清通俗读物中大量增加插图，深受中下层读者欢迎。所形成的建本版画在明万历前后达到鼎盛，成为著名的建安派小说版画，对后期版画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。

 建本多用竹纸印刷，从字体上看，主要有两种：瘦劲者学柳、欧，秀雅挺拔；丰腴者学颜体，气势雄伟，笔势生动而不笨拙。好的字体不仅需要有好的写手，缮写要佳，还要有好的镌刻者，不致走样。刻工古劲、刀法凌厉，说明建本书坊刻工有较高文化修养而不是纯粹的工匠。他们对书法感悟力强，能把握字体的神韵，所以杨万里才有“传刻疏瘦不失真”、“字如霜雁点秋云”这样的评价。

 建本刻书内容丰富，除了经史子集丛五部俱备外，生活日用类图书尤多。特别在明代，通俗小说刊刻蔚然成风。当时刊印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等通俗小说获利颇丰，加上小说书稿奇缺，建阳书坊编纂刊刻历史小说成为热潮。如熊大木的《全汉志传》、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》等，后者是岳飞抗金题材的最早长篇小说，清代钱彩、金丰所著的《说岳全传》就是在熊大木小说基础上加工而成的。此后又有余邵鱼、余象斗等人编撰讲史小说，将自编自刻通俗小说推向新的高潮。余邵鱼的《列国志传》是中国最早以东周列国故事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，对后来《封神演义》一书产生重要影响。余象斗编撰的公案小说则对后期产生的《包公案》、《施公案》等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

 当然，建本也有不足之处，如雕刻不精、校雠不严等，特别是明万历以后，坊贾图利，存在偷工减料、有意作伪等行为，留下不少遗憾。

2005年，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，建阳建本列入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